你杀了我嫂子掩护你老公逃走现在叫我来帮你收尸？｜《杀心如焚》04

　　嫂子出狱后，她一直在找车马店的“小鬼”，她一边哭一边说：他有了孩子 。她说自己在监狱反省过了，这几年也想过放弃，可是偏偏他有了孩子。

　　1982年，我替我父亲的班，成了药厂的一名工人。上岗前一天，父亲在家拉了一桌酒席，请来两人，检验科科长坐主位，生产科三组组长坐第二主位。

　　母亲和父亲入席，没动筷子，却也忙得不亦乐乎，给两人倒酒。我站着，按照父亲的指导察言观色。领导掏出烟，我便掏出洋火帮忙点上，领导说话，我便瞪大眼睛听，领导戏谑母亲，我权当没有看见。

　　酒席结束后，父亲和我捡吃剩菜。桌上剩半盘用荤水煮的毛豆，他把豆子全部剔出来，放进我的碗里，然后自己咶吸豆壳。他说，吃，你吃着，我说着。我往嘴里扒了一颗，有些苦。他说，进厂子之后，少说话，多办事儿，把家里的脾气收一收。我点点头。他说，本来这名额不该轮到你的。他用手指比出一个“二”，按原来情况，至少两年，你至少要等两年才能进去。

　　我放下筷子，说，爹，我知道。他夹给我一块油凝住的鸡肉，说，吃，说话不耽误吃饭。我点点头，咬下一口肉，还是很苦。他从柜里拿出散篓子，倒了一杯，咶一块豆壳，喝一口酒。他说，你爹老实，我知道你心里不带劲，但老实不是没好处，你爹人缘还行，刚才那组长，原是我徒弟，我都说好了，等你进去了，他带你。我点点头，看他从兜里掏出两包烟，放在我手边。他说，明天到了，给同事让让。你得学会说话，多笑笑，好好表现，也别太突出，话少点，麻烦就少点，说话多了，容易坏事儿。我说，嗯。他又倒了一杯酒，递给我，说，等你稳定了，找个媳妇，爹给你办完事儿，爹的任务就算完成了。我接过酒，把脸上的泪擦净，一饮而尽。

　　他说，行，好好表现，给爹长点脸。他说完开始解腰上的腰带，扣是铁的，带子却是布的，扣眼比一颗马眼还大，拴在腰上不牢固，得时不时提提裤子。他抽出腰带，把几盘菜往我跟前推了推，说，接着吃吧。我往嘴里扒饭，看着他往里屋走，开门，关门，一声清脆的鞭响之后，母亲的惨叫从屋里传出来。

　　1982年6月18日，我正式成为药厂片剂生产车间的一员，分到片剂三组。我的师父是我父亲的徒弟罗继红，大我六岁，1978年进厂，81年，我父亲下岗后罗继红荣升三组组长，管理十四个人。

　　我的工作十分简单，压片员。抗生素，一板压六十片，片状椭圆，直径不超过0.7微米，按数压制，十片一册，二十片一盒。每板第一片送检验科检验，得到批条方可动工，成品再过一道检测，通过后才能流入下一环节。工作没有硬性标准，无绩效。厂内每天管两顿饭，提供免费医疗，每月三张肉票。

　　上班第一天，罗继红问我，有没有相中的人？我给他点燃烟，看了一眼下班往外走的人群，笑了笑，没有说话。罗继红啧了一声，瞪我一眼，你咋跟你老头都这揍性，半天放不出个响屁。我说，还真没想过这事儿。他说，得了吧，怕人家看不上你呗。我僵了一下，又笑出来，没说话。他觉得没意思，扔掉烟，躺到楼板上，想了想说，针剂车间有个女的，长得挺俊，也是雏，我觉得你俩挺配。

　　我说，哥，我真没这意思，这事儿我得听我爹的。他说，操，还是个软蛋，软蛋听软蛋的，一家都是软蛋。我没说话。他瞟我一眼，继续说，抗生素的配比，想学不？我忙说，想。他说，想你就帮我个忙，别说抗生素，啥我都教给你。我没说话。他急了，这还想啊？我是看咱俩这关系，你爹好歹是我师父，不然你想干都没你的份。

　　我看他一眼，支吾了一下。他推我一把，滚滚滚滚，跟你俩说话能累死个人，干不干，就一句话。我说，干。他乐了，拍了我一下，我就说你比你爹强点，滚吧，我研究研究。我点点头，从楼板上往里爬，刚翻进窗户里面，又红着脸退回来，说，哥，你说的那个女的，她叫啥？

　　我真正见到黄艳华之前，已经知道了她很多事情。她是五九年的，比我大一岁，独生女，父亲早亡，据说还跟“文革”有点关系。她在针剂车间煮热水，煮沸了，把吊瓶放里边，五分钟，再扔进消毒水池子里。

　　有次、或者说每次，每次罗继红一谈到她，都会说她没有处过对象，跟我一样，也是个雏。语气和眼神里有掩盖不住的下流和傲慢。我不喜欢他这么说，说得赤裸裸的，像是在调侃我，又像是贬低她，或者单纯是一个性经验丰富的人对别人居高临下的评价。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回复，正确的、恰当的回复，所以我只能笑，跟我父亲看见领导搂着我母亲肩膀时的笑如出一辙，卑贱、窘迫和漏洞百出的镇定。

　　我跟黄艳华第一次见面是在南城公园，秋天，树和草还是那么绿。我们在河边走，看人钓鱼，我抽了两颗烟，用石子打了四次水漂，买了两个绿豆味的米花糖。我们很少说话，话题也离不开药厂，像两个部门的人在开经验交流会。她有些矮，但白，两只手都有脱皮，白红相间，像鱼身上的鳞片，是沸水烫的。她的头发用发绳扎着，有白头发藏在里面，她不算好看，但眼睛很大。

　　她问我，你进厂子之前干什么的？我说，东堤有个卖豆腐的，叫老刘，跟他学磨豆腐。她说，咋不学了？我说，磨不好，出来不成型，吃着糊嘴。她笑了，说，磨豆腐也是磨人。我点头说，世上三苦，豆腐是一苦。

　　她没说话。我问，你以前没处过对象啊？她摇摇头。我说，咋不处呢？她看我一眼，你还挺会聊天的。我说，不好意思。又说，我以前不这样，进了厂子就不会说话了，老害怕说错，老想，结果越想越说不对，但你放心，我没坏心。她说，没事儿，说点别的吧，咱俩就聊聊天，别想那么多。我点点头，跟她走了两步，问，你爹是咋死的？她转过身来，我忙说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有点紧张。她看了我很大一会儿，然后泄了口气，说，那咱就不说线月的一天，罗继红找到我，让我下班后留下来帮忙接收分厂运来的物料。车很晚才来，三辆手扶式拖拉机，车斗用苫布盖得严实，装着一摞摞晒干的药材。当晚，我们四个人，戴着矿灯往仓库里卸。一名科长领着人来送汽水，一遍遍向我们交代，管住嘴，别往出说。

　　1981年，国家对医药行业进行整顿，每县只能留下一个制药厂。我们药厂有诸多分厂，但并非直属，其中两家还设在河南。政策在上，只能将分厂关闭，人员、产线、业务整合到原厂。对外文件是如此，但我厂在暗中保留了一家分厂，除了分接业务，主要目的是做晾晒场使用。我们产线所需要的各种物料，先从产地拉来，再放置分厂处理晾晒，后运到总厂提取使用。一是开源节流，二是在供应商上有更多的选择。

　　十点卸完收工，罗继红把其他人撵走，带我进入物料仓库，拿出四包油纸包，用绳子捆在我身上。我摸了摸，很软，像粉末。我问，这啥东西？他说，你别管了，一会儿出门，你别说话，我跟保卫科的聊。我推着车子，走在罗继红前头。快到门口时，远远看见门岗外站着两个保卫科的人，在抽烟。罗继红把我拦住，说，等一会儿。我们等了五六分钟，保卫科的人抽完了烟，还是没有进屋的动作。罗继红说，走。

　　我往前走，两人注意到我，从下到上打量着我。嘴角勾起来，在说话，我感觉他们在嘲笑我。职工出门都要检查，翻包，摸衣服，脱鞋。我在门口停住，其中一人走过来，说，才下班啊？我说，嗯。但我的声音很小，我不确定他听清了没有，我有些懊悔，声音应该大一些，我已能想象到他们看着我的背影指指点点的画面。

　　他让我把车子撑住，翻起刚刚被罗继红塞满杂物的车筐。这时罗继红从后面追过来，高兴地喊了一声，哟！老徐值班呢？！翻筐的人叫老徐，抬头也一脸高兴，，罗领导啊！还没走呢？罗继红推到跟前，给两人让了根烟，说，你俩是黏在一起了，都你俩啊，哎呀，别提了……罗继红没往下说，我扭头看了一眼，三人却都在看我，眼神小心又鬼祟，好像是他们在瞒着我偷东西一样。老陈得到启示，踢了我的车子一脚，说，走走走，赶紧的。我骑出厂子，在转弯处又绕回去，看见三人还看着我离开的方向，脸上是嘲弄的笑容。我想，罗继红应该是在说我，他会怎么说呢？说我父亲？我母亲？还是都是雏的我和黄艳华？我又想，刚刚答应的时候，我的声音再大一点就好了。

　　罗继红给了我一个地址，让我把身上的东西送过去。在高韦镇，骑车要三十分钟，是个车马店。店里有一对夫妻，男人三十来岁，平头，续须，很壮，像草原硬汉。罗继红让我喊男人豹哥。我说，豹哥，罗哥让我来送东西。

　　我把油纸包脱下来，嫂子接走，拿进了里屋。豹哥问我，咋称呼你啊兄弟？我说，哥，我叫李凡江，您咋称呼我都行。豹哥说，木子李？哪个凡？哪个江？我解释清楚，豹哥点点头，从抽屉里拿出一卷用红色草纸包住的椭圆形物品，又从兜里掏了几张钱，说，红的给罗继红，这钱你拿着，别去供销社，去人民商场花。我说，哥，不用。他说，一码归一码，骑自行车来的吧？我说，是。他说，凡江兄弟，天晚了，家里灶都灭了，哥记住了，下次哥肯定给你备饭。

　　这天之后，我正式开始为豹哥工作，时间不确定，有时一个月两次，有时三次。身上绑满油纸包，骑三十分钟自行车到店。豹哥会留下我吃饭，他叫我凡江，吃饭前总要说上一句，家常饭，凑合一口。我俩在屋里吃，嫂子在厨屋里忙活，都是硬菜，一趟接着一趟送过来。我会说，嫂子，差不多了，赶紧吃饭吧。嫂子会说，没事儿，你陪你哥喝一口，马上完事儿了。每当这时我都会很自在。

　　罗继红开始教给我药的配比。这是进厂前我父亲嘱咐我最多的话，好好表现，争取学会配药，成为一个药剂师。他在药厂干了十二年，十二年来，他每天都在晾晒场收拾药材，包装、取量、送去检验、拿回车间生产。这十二年，他用腿每天丈量着第三车间和北部门的距离，在他行走时，错过了从人工制药升级到机器制药的过程。他知道产量，却不理解那是什么东西，他听说过标准，但只认知于晾晒场的摆放管理上。他把他的软弱美化成世故，逃避修饰成圆滑，他不说，不问，只是笑，然后天真地以为工作和生活一样，都会一成不变地持续到他死的那天。

　　就像药，他愚蠢地相信每一剂药、每一盒药、每一颗药都是由药剂师的精心配比完成的，他不明白什么叫批量生产，什么叫执行标准，他不知道药剂师的工作不再是因循守旧，而是国家号召的创新。他挥着小铲，觊觎着锄头，茫然不觉收割机已经开向田地。

　　罗继红只用了一天时间就把药厂所有药品的配比都交给了我，十余张抄写的稿纸，开头写着“国家标准”。他拍拍我的肩膀，语重心长地说，好好学吧，学完你就出师了。车间里所有人都看着我，等着我的反应，看来罗继红早把这个笑话说了出来。我僵硬地笑了笑，说，谢谢师傅。工友们大声笑起来。

　　罗继红维持了一下秩序，然后靠近我，说，你跟你那个雏怎么样了？他的声音不大，也不小，工友们还在注视着，我知道罗继红是故意说的这句话。我笑着说，散了。操！散了！他看了一圈，向其他人传递什么消息，故作惋惜地说，师父着急你，还想着你俩都能破一下呢。我笑了一下，没说话。他说，那娘们真是个雏，我之前想睡她来着，她不愿意，嫌我不老实。你是老实人，咱厂最老实的就属你跟你爹了，你加把劲儿啊，她表面上正经，心里可是个骚货，不行让你爹上吧。

　　我鼓起勇气看了一圈，工友们没笑，脸上各有表情，我有些焦灼，他们应该笑的，像往常一样，笑了我就能借坡下驴了。罗继红往我脸上拍了一巴掌，说，跟你说话呢，操，跟你爹好的不学，你爹再怎么贱还有媳妇呢，你呢，当一辈子雏啊？我说，哥，咱能不说我家里人不？他瞪起眼，看了一圈笑起来的工友，说你家里咋了？终于笑了，我松口气，笑着说，让人听着显得我不孝顺。他没让步，继续说，那你想咋的啊？你想揍你师父啊？我没说话。他又甩了我一巴掌，力度比之前重，跟你说话呢。我说，没有。他问，能说你家里人不？我感觉我的眼眶热了起来，连忙笑了笑，说，能。

　　那天我回到家，把自己关在屋里，父亲喊我吃饭，我装作没有听见。他敲了两下门，然后说，我数三声，你不出来我进去了。他数到“二”时我打开门，他往里瞅，说，干啥呢？我说，睡着了，太累了。他点点头，又往屋里看了几眼，说，吃饭吧。我在桌前坐下，俩菜，炒白菜和酱豆子，还有一颗茶叶蛋。母亲从锅里舀了一碗粥，回厨房里喝。父亲剥开茶叶蛋，放我碗里，说，热了再吃。我点点头。他说，你娘早上煮的，今天我卖去了，生意不咋地，一毛五俩都没人买。我没说话。他说，还有十来个，明天你拿走，给同事吃。我抬头，朝他笑笑，说，行。

　　1982年11月，立冬前一天，我到车马店送货。到店差点没认出来，大变样，屋里的东西全搬空了，里面还有几个泥水匠在拆卸墙面。豹哥把我带到旁边的农地里，循着黑往前走。我让给他一根烟，凤凰牌，他看了一眼，说，光我抽？你也抽啊。我犹豫了一下，也点上。他说，你这人真实诚，给你的钱你都给我买烟了？我笑笑，没说话。

　　他走了几步，回头看了眼店，又看我一眼，说，你没问过。我说，啊？他说，送的什么东西，你没问过。我说，我只管送，不配知道这些。他说，啥意思？还搞地主那一套呢？现在人人平等，没有阶级。我笑笑，挠了下头。他说，知道吗？我说，知道，我们厂也做麻黄膏。

　　我说，喔。他看我一眼，你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啊？我说，哥，你高看我了，我就是一压片的。他笑了，压片，你还说对了。我寻思一会儿，看他点头，惊出一身冷汗，说，毒啊？他点头说，是种原料，我也不生产，就是倒个手。我没说话，心里翻江倒海的。他看我一眼，说，知道这回事儿了，还干吗？

　　我没说话，他也没催，我俩继续往前走。走到地尾，转身回来时我说，哥，我没啥朋友，在家吧，我爹管着我，在厂子，罗哥管着我，没说过两句真心话。我不傻，就是不会说，我知道有些人是拐着弯害我，但不知怎么的，我说不出来，怕人烦，就只能受着。他说，人都这样，慢慢就好了。我说，不是，我知道，我爹就这样，这可能是遗传，我有感觉，能跟我一辈子，说一辈子言不由衷的话。他说，我懂了，没事儿。我说，不是，哥，，我跟着你了，这是真心的，半辈子的话都没有这句真。

　　他抬头看我一眼，说，行。又说，你也干不了了，最近新闻看了吗？国务院批了，大力查办，现在自己种都犯法。我看了一眼车马店，说，那这是？他说，凡江，我姓孙，孙成山，犯过两次事儿，在第二劳改农场干了六年。我看着他。他说，你信哥不？我说，信。他说，罗继红这小子太混，说话不把门。马上新时代了，现在不管他，以后出什么事儿咱就管不住了。我说，哥，你是什么意思。他说，我一个人办不了这事儿，帮哥哥一把。他说，你放心，我能安排好，联防队不会调查失踪……我打断他，说，哥，别说了，。

　　孙成山杀罗继红的那天，说的那句话是什么来着。“等你到了我这个岁数，你会明白，有些事儿是该做的。”是这句。在找眼镜的3年时间里，我一直在想自己该做的事。找到他，然后杀了他。可是为了找眼镜，我却害死了两个人。

　　一个是警察，叫马谦，他挺厉害，办案子细心，对我也好。02年我跟他去新疆抓人，他买了一袋苹果，里面有十多个，给了我五个。我从兜里掏出一把枪，放在桌子上。这枪就是我抢的他的，他是个好警察，他不该死，但我把他逼死了。

　　还有一个是个女人，叫胡春丽，是跟着我的。那天抢完枪，我打算去找眼镜，但他跑了。这事儿也巧，当天跑的，事儿就因此乱了。到当时那地步，我不能停下了，我得继续找他，往外跑。我想得有个人给我打掩护，我就找到胡春丽，让她去按摩店上班，跟她约好，干半个月，我就来接她。

　　她信我，答应了。实际她进按摩店那天我就跑了，我一开始就没想过再找她。我有解释，她那个时候被抓和以后跟着我一块被抓是两个概念，知情不报和从犯差了十几年，有可能还会被枪毙。我以为她会自首，真的，但她相信我，直到她发现我不可能再来找她了，她自杀了。这三年，我做梦不经常梦到李业顺，却总是梦到马谦和胡春丽。

　　2006年10月，我来到清河有一个星期了。消息是老家的一个人给透露的，说年前来打工，见着一个人，三十来岁，说中原官话，戴眼镜，挺瘦挺，会使刀，手工件做得不错。那人跟他聊天，聊起2002年11月3日高韦出租车的案子，说跟犯案的眼镜认识，关系不错，一起喝过酒，还拜了把子。

　　我是10月8号接到的消息，当时正在重庆的一个工地搬水泥，10月14号到的清河，到地儿直接往厂子里找，确实有这个人，是外来工，叫杜兴友，容貌、说话、细节都对上了，但人六月就走了。相熟的工友告诉我，杜兴友不是个啥老实人，脏话连篇，经常借钱，挺爱答应人事儿，但答应了又办不到。但问离职原因，事儿就变得诡异，领导说自愿离职，工友说是有个女人来找他，第二天杜兴友就不来了。

　　不过杜兴友还在清河，认识他的工友说，10月份见过他，当时是国庆节前后，县里组织羊绒特卖会，见到杜兴友领着一个女人逛，还买了两件衣服。前天一早，我进了杜兴友原先在的轴承厂，干起外箱包装。跟我搭伙的工友姓周，也是原先杜兴友的工友，二十将出头，性子没长开，还有点幼稚，但不羞于表达，挺爱说话。他问我，为啥找杜兴友？我说，欠我钱。他问，欠多少？我说，七万。他就一边“”一边“七万”感慨了半天。他答应帮我找人，不光是有颗行侠仗义的心，更主要是我答应他要到钱了给他分一半。

　　从昨天开始，小周就领着我到处找人，厂区、城区、郊区，他有辆电动车，在厂里充满电后载着我四处转。我们每天都能碰到不少眼镜，胖瘦高矮，男的女的，老的少的，他挺有话，也挺有面子，说除了杜兴友，戴眼镜的都是大学生，国家下发的，来投入建设清河的工业和农业来了，他说话时很神气，还是普通话，跟个导游似的。

　　手机响了，嫂子打来的。她说，吃饭了吗？我说，吃了。她说，你什么时候来一趟阜阳，给你办的证下来了。我说，忙完这边就过去。她没有说话，像是在想。我在路边坐下，揪了把树叶子，爆出一股白色的灰尘。她说，是他吗？我说，还不确定。她说，我要找的人找着了，应该是。我挥手把灰尘散开，想了想，说，行。她说，我跟你哥对不起你。我说，说这干嘛，用我过去吗？她说，不用，我找好人了，等嫂子这边完了，就过去找你。

　　嫂子是05年年初出的狱，出狱后她一直在找那年车马店的线年，高韦镇，赌场枪击案。报上说，犯案的叫老鬼，原名王宏，是连环杀人案的凶手，他在那天杀了三个人，两个人是警察。其实不然，是四个人，车马店老板，我的大哥，孙成山，入狱不到半年后死在了监狱里。道上人说，老鬼有个帮手，也可能是儿子，叫小鬼，车马店枪击案那天，小鬼也出现在了高韦镇。嫂子一直在找他，但她跟我不一样，她不像我，离开家，横冲直撞，去了很多个地方。她有头脑，她先重拾生意，开按摩店，然后用赚到的钱打探消息，先确认，再动身。但我俩的目的是殊途同归的，报仇，或者奔个念想。总之，我们俩都有仇人要找。

　　10月23号，下午，嫂子打电话给我，问我要地址，要把证件邮寄给我。我报给她，她记下来，没有挂电话。我说，嫂子，还有事儿？她哽咽了两下，哭了，说，没事儿。我把手上的活交给小周，走到车间外面，说，我有空，你说，咋了？她说，那人有个家。我懵了一下，没听明白。她说，小鬼，有个家。我说，是吗。她说，他干代理商，在临泉是总代理，卖啤酒，有两家公司，开的是奔驰。他有家，有个孩子，四岁了。我说，嗯。

　　她说，他爱听戏，没事儿就往外跑，去戏班子听人唱戏。他给人发工资，谈业务，一个业务就有几十万，还说要选奥运会火炬手。我说，嫂子。她说，凡江，我想不明白，为啥啊？我没说话。她说，为啥犯了错的人能过这么好啊？我掏出烟来，点上一根。她说，我认识到错了，我在监狱里待了四年，我每天都在反省，反省，反省，你哥死的那天我也在反省。我反省了四年，每天背警诫，“认罪伏法、改过自新，真心悔过，重新做人……”我知道我们不该开赌场，不该破坏社会秩序，我知道那是害人，我明白了，我付出了代价，但为啥他能过这么好啊？

　　嫂子在电话那头嚎啕起来，说，我以前以为我错了，我不该找他，跟他没关系。一直到前几天我找到他的时候我也这样想，不该这样，老鬼已经死了，你哥也已经死了，不应该这样了。我想着，算了吧，就见他一面，问问他，然后一笔勾销，过去的就过去了，各人过各人的日子。但我想不明白，为什么他能过这么好呢？为什么他们犯的错，要让我们来背负一辈子呢？他不应该享福，不应该听戏，不应该选奥运火炬手，他应该受折磨，就像咱俩一样。我把烟灭了，抽得恶心，头痛欲裂。我说，嫂子，你想怎么干？她哭着说，干我该干的。我说，杀了他？她说，不是，我得让他像咱俩一样，折磨他，让他痛苦。

　　我坐在长条椅上，用力揉着太阳穴，头痛起来了，老毛病，孙成山死的那段时间生病落下的病根，05年在遵义时又加重，疼起来要命，感觉脑袋里有个筋扯着疼。我强撑着站起来，大口呼吸，车间机械加工的声音在空旷的厂区里来回反射，像是有固体的弹球，被空气墙笼罩着，来来，清晰而又遥远。我搓了把脸，却又感受不到手的触感，接着视觉也变远了，或者说车间正在往后移动，水泥地板被拉长，两间铁皮房一直往后退，我站在中央，身边空无一物。我意识到我的身体出了问题，我坐下，大口喘息，两手使劲掐着大腿。现在不行，我想，现在不行。我站起来，感觉脚下绵软，头晕，恶心到极致。我想扇自己的脸，但感受不了手臂。

　　小周从车间里出来，跟我说话，我听不清。我蹲下，朝着绿地，大口吐出来，却吐出一滩血。小周慌忙架我，拉我起来，我推开他，又倒下去，又大口吐出血来，感到前所未有的痛快。

　　小周把矿泉水瓶拧开，递给我，然后歪着脑袋瞅了我一眼。我说，看啥呀？他说，哥，去医院看看吧，吐血可不是小病。我漱了漱口，吐出来，说，没啥事儿，就是急了，上火。他说，拉倒吧，谁家上火吐血啊，吐了得二三两了。我喝了一口水，闭上眼，任风吹着，很舒服。小周拧上瓶盖，见我闭眼，连忙晃了我一下，说，，哥啊，哥，别晕啊。

　　我睁开眼，笑着说，跟你说了没事儿，积着了，吐出来就好了。他又看了看我，没说话，跟我一起坐着。我说，我没事儿了。他说，行。我说，你不上班去啊？他说，上啥班啊，刚发通知，县里要环保，得减量生产，老板都准备跑路了。我说，你不还说大学生来支援了吗，咋还减产了？他骂了一声，是，来支援，，支援环保来了。我笑笑，没说话。

　　他说，哥，问你个事儿呗？我点点头。他说，你找杜兴友，不是因为钱吧？我看他一眼，啥意思？他说，你说杜兴友是前年借的你的钱？我说，是。他说，他是去年来的我们厂子，但前年他也在清河。我笑了笑。他说，那天晚上，咱俩吃饭，你点了仨菜，俩肉的，一个素的，但你肉菜一口没吃。我说，我真没钱，兜里就几百，再说你帮我忙，我肯定得请你吃饭。他说，我知道，你可能缺钱，但你不看重钱，不像个大老远跑来要账的。我想了想，说，那你知道了，我没钱给你，你为啥帮我？他说，说实话？我说，随你，想咋说咋说。他说，我好奇。我笑了一下。他又说，还觉得你是个人物。

　　我站起来，往车间走，说，滚一边去。他跟着我，说，真的，清河县不大，我走遍了，没见过你这样的人。我说，哪样的？他想了想，不知道咋说，跟个老大似的。我说，滚蛋。他撵到我跟前，倒退着说，对对对，就是这样。我以前在街上混，跟了不少大哥，在学校里跟扛把子，在外面跟混子头，有年轻的，有岁数大的，都不局气。X，三十多岁的人，收二年级学生的保护费，十块二十块，一遇见老师就怂了，跟个X似的，就没你这样的。

　　前面有个台阶，我停住，拉了他一把。我说，你想混社会啊？他说，不是，我嘴里没词儿，不知道咋说。我别他一眼，继续往前走。他撵上来，继续说，咱俩刚见面那天，你问我话，我只顾着说了，没折纸箱，你就帮我折。然后你说请我吃饭，当天晚上就请了。昨天咱俩溜街，我说我冷，你就把我换下来，还领我吃了碗面……我叹口气，说，知道为啥不？你对我有用。他说，不是，你是个好人。

　　这话让我愣了一下，马谦和胡春丽一闪而过，头又痛起来了。我推开他，走进车间，忍痛折着箱子。他拿了几个纸箱到我旁边，边折边说，哥，我现在都后悔小时候没好好读书了。我没搭理他。

　　他又说，你看过《成龙历险记》不？我放下纸箱，说，成龙演的？他说，昂，动画片。我说，给我滚蛋。他说，里面那成龙，是考古的，没钱，打架也一般，经常让坏人揍。但前几天我看到那一集，有个胖子，本来是坏的，结果投诚了，跟着成龙了，我就想，为啥呢？我把他推到一边，滚滚滚，到那边想去。他弹了下手指，兴奋地说，主角！因为成龙是主角，跟你一样，你就是这样的人，你是主角。我说，我不会打架，没钱，也不是成龙。他说，形容，比喻，就说这个意思，跟钱和打架没关系。我忽然有些恍惚，想起孙成山，想起1982年的车马店，在那时，我好像跟他说过同样的话。我说，你想说啥呢？他说，哥，我想跟着你，认你当大哥。

　　10月28号，嫂子寄的邮件到了，一张第二代身份证，一张驾驶证，一张居住卡，一个户口本，两万块钱，用一堆衣服包着。收到后，我给嫂子打了一个电话，没客套，也不能客套，尤其是钱，客套出来反而成了种悲哀，“拿着钱，找杀孩子的凶手去吧”。这钱不是花在我身上的，我俩都知道。

　　嫂子说，她联系上了小鬼的一个合伙人，话套差不多了，小鬼出行的规律也摸清了，这两天就准备动手。我又问了一遍，要不要我过去？她说不用，没等我说话，就把电话挂了。她应该也知道，我想说的不是这句。我能猜出来她的想法，以及她后续的做法，她想对小鬼的家人下手，但我觉得不应该。我想着，挣扎着，要不要给她打个电话，把话说出来。忽然，我醒了过来，往脸上扇了一巴掌。

　　过去二十多年，嫂子在孙成山的身边，一直展现着女性的温顺与宽容，就像黄艳华一样，她是个好妻子，这点我坚信，从1982年我第一次见到她，就一直坚信。或者说，这就是过去我对所有女性的看法，温顺，宽容，无需她们做什么，有这两点就够了。

　　2001年她被枪杀案波及，入狱那几年，我从未去看过她。我曾经以为她挺不过来，她身上的女性的特质在监狱里是种累赘，对当时的我也是一种累赘。所以在我动用所有的积蓄和关系时，一心只想解救孙成山，这是歧视，我从未想过她。但她挺了过来，减刑三年，出狱前一年，每个月都被评为“上进标兵”。

　　一直到2005年，她联系上我时，四年，我没有想过她哪怕一次。当时她打电话给我，喊我的名字，我从床上坐起来，首先冒出的情绪是愤怒，我以为她对过去进行了翻供。

　　她仍有着过去的宽容，她不计前嫌，甚至不需要我对往事给出解释。她告诉我她的计划，如何重新开始，如何找人，她十分缜密，而且果决，任何细节都考虑到了，我想到的事，我想不到的事，一应俱全，滴水不漏。

　　那时我明白，她在监狱的四年，一直在画一份规划图。而我从始至终从未想过她。她出狱后，离开家，在另一个陌生的地方开起按摩店。她一直想着我，每四个月给我寄一笔钱，打电话，第一句永远都是“吃饭了吗”。但她在监狱里的那四年，我连一封信都没有寄过。我心安理得地享受她的帮助，我接受她的道歉，花着她给的钱，却没为她做过什么。

　　我从没看到过她的挣扎。她说，她每天背警诫，六点起来打扫厕所，监狱户头上没有一分钱。她说，四年，她只喝过方便面的汤，没有吃过火腿肠，号里只有她没有被探过监。还有更多的话她没有说出来，物质上的，精神上的，那四年，她孤身一人，什么也做不了。

　　我从没想过这些，我很自私，我只会叹气，在她以开玩笑的口吻笑着说出这些经历时，叹一口气。我表现得很凝重，很悲伤，但我从未想过其中的意义。接近两年的时间里，她给我打了上百个电话，只哭过两次。一次是我说出我的经历，李业顺被人杀了、我成了名人、我杀了警察、一个女人为我而死、我在路上、像炫耀父爱似的走在路上、找一个没人知道的凶手。她听后崩溃了，痛苦大哭，她说她对不起我，对不起李业顺，我却像一个大度的人一样体贴地告诉她，没关系。

　　还有那一天，她哭着说出那些话，她第一次把她隐忍的苦难宣泄出来，她向我求助，她一遍又一遍地强调着“四年”，我却觉得残忍，我觉得残忍？现在，我居然要给她打电话让她放弃，我想要劝她，算了吧，孩子没错，家人没错，放过他们吧。我还算个人吗？我还是我。我想，我就是个烂人，我成为不了孙成山。

　　10月29号，厂区里来了一批人，穿西装的后头跟着穿白色防护服的，拿着本子在厂区里游走，指指点点，边走边画，好几个车间都没动工。小周说，都是省里来的人，快到奥运会了，环境整治加快进度了，有家造纸厂被查，直接关门了。我说，你咋知道的？他说，我舅就是造纸厂的,再熬两年都能熬到厂长了,结果一搞环保直接停产，下岗了。我说，也就是做做样子。他说，做做样子？等着吧，越往后越严，谁让离北京近呢。我笑笑。他说，得抓紧了，到时候厂子关门的关门，裁人的裁人，可能杜兴友就走了。

　　下午，我们车间宣布停工，领导下来给结了笔工资，说恢复时间待定。散了会，主管又拉了个小会，明里暗里意思是厂子不好干了，让我们把个人物品都带走。其他工友不服，跟主管杠，我跟小周捡着缝隙溜走了。出了厂区，道上更多人，车也多，多是大车，其中有北京的车牌。小周说，今年查了，明年还得查，到后年更严重，聪明点的老板都跑南方建厂去了，以后找活可比现在难咯。我没说话。

　　他说，哥，你咋不问问我呢，想跟着你是不是因为这个？我说，是吗？他假装品了半天，说，算是吧。我说，哦。他不尽兴，别过身子来，说，哥，你不觉得我挺有远见吗？我说，啥远见？他说，就这啊，我看得远啊。我说，是，你舅都下岗了，你能看得不远吗。他“切”了一声，嘟囔道，反正不管咋说，我跟着你，绝对是好事儿。

　　我跟小周找了两天杜兴友，还是那些地方，厂区、夜市、中心街。第二天小周找到一个他们以前的工友，探出消息来，说之前在甘陵市场里见过杜兴友，俩人还聊了聊天，他女朋友好像在市场里摆摊卖东西。确认之后，我跟小周就在市场里转，从头到尾，逢人打听，从白天问到天黑，但都不是。

　　晚上我跟他在饭馆里吃饭，我点了仨菜，他退了一个，说浪费钱，说完还对我瞟了下眼神，似在显摆，“看我多会精打细算”。我没啥胃口，吃了两口就撂了筷子，小周一如既往的兴奋，边吃边说，滔滔不绝，上一秒评价起环保，下一秒又说该怎么找人，切换丝滑，比电视还能絮叨。他说，甘陵市场大，有大的铺位，有可能杜兴友的女朋友不是摆摊的，是帮人看摊的。我说，是，有可能。他说，明天咱俩这样，早上来一趟，中午来一趟，把地儿逛全，我不信找不着。我说，行。

　　他叹口气，憋了两秒，还是没忍住，说，你怎么就看不上我呢？我笑了，你为啥这么想跟着我呢？他想了想，四处晃了一眼，撸开袖子，两块烟疤赫然出现在手臂上。我说，混社会啊？他说，02年，我进的管教所，那里边的人给我烫的。

　　我说，因为啥进的？他说，其实是打架，但那人找了关系，判的抢劫。我点点头。他说，判了三年，蹲了两年。我说，减刑了，改造好了。他笑笑，说，在里面，管教天天找我聊天，说一直在观察我，说我跟他们不一样，我骨子里善良，让我好好改造，等出去了给我安排个好工作，重新做人。我说，挺好啊。他说，那两年，我爸没来看过我，我妈来，见面就哭，我还老被人揍，过得跟个狗似的。实话说，我都想过自杀。我说，那不至于。

　　他摇摇头，静了一会儿说，其实就是抢劫，拦路找人借钱，不给就打，不就是抢劫吗？我说，那是。他说，不是我抢的，我是替我大哥蹲的。我爸知道这事儿，还收了我大哥一笔钱，他知道不是我抢的，但没来看过我。

　　我没说话。他说，反正，那两年都是管教的那些话让我撑下来的，我每天好好工作，背书，学习，我他妈到现在还会背《岳阳楼记》呢。咋说呢，就是不想给他丢脸，想赶紧减刑，出去，找个工作，以后老老实实的，给他长长脸。我倒了杯酒，等着他继续说。

　　他说，我04年出来的，出来就被安排进了轴承厂，刚开始扫地，后来干包装，发了工资，一分钱我都攒着。04年六月吧，我休息，到管教所找他，想请他吃顿饭。结果你说咋的？他不认识我了。我说，不认识你了？他说，对，我当时还以为跟我闹着玩呢，我还跟他显摆，说他以前说我善良，心眼好，每天找我说话，说不忍心看我这样的孩子误入歧途。然后他想起来了，但说的是另一个人的名儿。

　　后来号里的人告诉我，那管教跟每个人都这么说，善良啊，不一样啊，不忍心啊，一模一样。我说，那也是为你好。他没说话，喝了一口酒，抿着嘴，像在思考。我向老板娘挥挥手，要了两碗手擀面，一碗不要葱花。他说，是，是为我好，说一样的话我也能理解，但他为啥记不住我是谁呢？

　　面端上来，我把没放葱花的推给他，说，吃吧，吃完回去了，明天接着找人。他抄了抄面，看着我说，但只有你记得我。我放下筷子，说，行了啊，越说越没边了。他笑笑，说，也不光是这，我到十一月满二十一岁，一直没出过远门，想找个人带着我出去看看。我说，想出去自己出去啊，有胳膊有腿的。他说，我没有胆子啊。我没回他，停了这么一会儿，胃口倒有了，大口大口吃着面。他把菜往里推了推，看着我说，哥，带我走吧。

　　回家路上，嫂子给我打了一个电话。这通电话挺奇怪，以往她打，要么有事儿，要么是问我的寻人情况，或者反之，这时她却问起我一件以前的事儿：“你哥喜欢看的那部戏叫什么来着？”

　　我问她，什么戏？她说，有一年过年，你跟你哥在电视上看的，你俩还在那儿笑。我想了想，有印象，好像是1996年，春晚，赵本山的小品是《三鞭子》，范伟演了个干部，但戏我忘了。我说，忘了。她说，行，没事儿。然后什么也没说，把电话挂了。

　　回到家，我细想不对，又打过去。刚接通，对面就传来一声嚎叫，男人的，声音很恐怖。嫂子“喂”了一声，声音抖得厉害。我一时吓住，等到嚎叫声变远才想起来说话。我说，嫂子，下手了？她说，嗯，把小鬼的合伙人绑了。我说，行。她说，行。

　　我静了一会儿，还是问了出来，嫂子，你说那戏是什么意思？她说，哦，血……血溅乌纱，熟悉吗？我没听清，她又重复了一遍。我说，不熟悉，戏吗？她说，小鬼爱听这个。又说，我以为你哥听过。再说，没事儿，没啥事儿，我也不知道我为啥要问这个。我想了想说，那年，那戏应该不是这个名字。她说，嗯，嗯，没事儿，没啥事儿。我听出来她哭了，不知道说什么，只说，行，没事儿就行。

　　她说，凡江。我说，诶。她说，我把你哥埋在车马店旁边的地里了，地尾那个坟头就是。我说，我知道，你跟我说了。她说，明天，明天我就准备动手了。我说，行。她说，你还记得那戏唱的啥吗？我说，哪个？96年的？真忘了。她说，行，没事儿，不重要。

　　我说，行。她说，我记得你俩笑来着。就那戏，弟妹还出去看了一眼，回来说你不懂装懂，我俩就笑，然后你跟你哥领着李业顺出去放炮，咱俩都忘了。我说，忘了。她说，像这个名字，血溅乌纱，我总觉得在哪儿听过。我说，那年肯定不是这个，是三个字的。

　　她说，行，那就行，没事儿，是也没事儿。我说，嫂子，我现在去买票，你等我过去。她大声哭出来，说，不用，凡江，我不害怕，我就是有点遗憾，遗憾我、你、你哥还有孩子到这种地步。我说，嫂子，这事儿已经开始了，回不了头了，咱得把它结束。她说，行，等我消息吧。

　　电话挂了，我在原地坐了一会儿，不算很久，楼下的彩票店关门，传来板凳响和卷帘门的声音。我掏出烟盒，点了三根烟，对着月亮，悉数敬了一下，然后放在里面。我想，保佑我们吧。

　　11月2号，小周在甘陵市场找到一个女孩，杜兴友的女朋友，但得加个“前”——俩人一个星期前刚分手。女孩说，杜兴友原先跟她住在一起，但分手后就搬出去了，现在不知道在哪儿。不过人还在当地，在某个厂子里干临时工，两天前来找过她。

　　女孩给我们一个手机号，小周打过去，接通，确实是杜兴友。他也是个爱白话的人，跟小周聊了得十分钟，从离开轴承厂去了哪儿、干了什么、谈恋爱以及为什么分手全说出来了，说完甚至不尽兴，还约小周晚上喝顿酒，合着没费我们什么功夫，他自己把自己请上门来了。

　　晚上八点来钟，我跟小周赶到约定地点。一家小饭馆，室外也拉了桌子，旁边有个窄过道，内有笑声，“哗哗”声，尿完尿的人精神抖擞地从里面出来。杜兴友坐在外面，三十来岁，戴眼镜，挺瘦，油头梳成三七，天不算冷，还穿了件翻领夹克，衬衫塞进裤裆里，打扮得挺板正。

　　小周喊他一声，他眉开眼笑地站起来，先寒暄了两句，后注意到我，问，这兄弟是？小周说，李哥，咱厂里的，跟你是老乡，也山东的。杜兴友“哦呦”一声，给我让了根烟，趁点烟的空档，问，李哥，山东哪儿的啊？我说，别叫哥，叫老李行了，临沂。他说，临沂啊，好地方啊，我去过，爬过山呢。马上又说，也是跟杠子来的？我说，是。他嫌弃地“啧”一声，操，这个X一肚子坏心眼儿，来前说多好？现在呢？工资还不赶家里呢！我说，也还行吧。他说，哥，你刚来，咱第一次见面，我算半个地主，交个朋友，这顿我请，敞开喝。小周张嘴想说话，我打了他一下，然后从箱里拿出一瓶啤酒，用马扎把盖磕开，说，走一个吧？

　　不到一个小时，酒下了一箱半，杜兴友和小周都有点醉了，小周最热烈，忘了目的，搂着杜兴友的脖子讲轴承厂生产车间主管他老婆，讲一阵，笑一阵，十分欢快，真就跟聚会似的。他俩边喝边聊，我不急，偶尔插句话，隔几分钟举一次杯，杜兴友只要能喝醉，事儿就好办。

　　再举杯的时候，杜兴友注意到我，问我，李哥，这马上环保停厂了，打算去哪儿？我说，能挣钱，去哪儿都行。他说，你信弟弟，就跟我，咱俩去北京，我那边有个朋友，开公司的，缺业务员，一个月少说也得两三千吧。小周“”一声，急忙说，我能去吗？我偷踹他一脚，说，行啊，我正发愁呢。杜兴友点点头，又问，结婚了？我说，没，光棍一个，这不，现在就攒钱建房子呢，打算相亲。他说，操，我就不喜欢相亲，糟粕。

　　我找准时机，问他知不知道2002年出租车的案子，传得挺厉害，家属都上报纸了。他低了点头，神秘地说，别往外说，认识。我说，认识谁？他说，谁？犯案的啊。我说，眼镜？他“切”了一声，你都不知道咋回事儿。报上是不是说抢高利贷钱？告诉你吧，假的！他们就是奔着那小孩的命去的。我的脚有些抖，说，是吗？他说，还眼镜，什么眼镜啊，假的，伪装，知道吗？把你们都骗了。小周说，真的假的？他说，还真的假的，咱认识，有交情，只不过没混那一茬，有风险，刀光剑影的。我点点头，举起杯子，说，喝吧，不说这些了，怪瘆人的。

　　十点半，杜兴友彻底醉了，捧着脑袋趴在桌上，嘴里还在说话，兄弟，朋友，社会，钱，说到深处，还吭哧了两声。我结了账，打车，把人拉到出租屋，小周也喝多了，非要跟着，不跟着就砸啤酒瓶，没办法，只能带上他。十一月，天还挺暖和，坐车上，关窗都能出汗。我摇开玻璃，搂着杜兴友的脖子，心跳得很快，头也痛，筋扯着。

　　出租车开到地方，我架着杜兴友上楼。二楼，独屋，原是塑料厂的宿舍，房东是个生意人，人不在清河，钥匙是他亲戚给我的，一个月三百六，没签合同，没有疏漏。不该瞎想的，到现在了，不该怕，就是喝多了。我把杜兴友放在沙发上，关掉窗子，拉出一把椅子。小周跟进来，跑到卫生间喝了口水。一共五楼，三楼和五楼都没住人，四楼两户是租房的职工，今天上夜班，楼下彩票店已经关门了，没有人，没有疏漏。我把杜兴友架到椅子上，用绳子捆上手和脚。小周在卫生间撒尿，我说，喝多了吗？他搓了两下脸，身子也晃了晃，说，没有，没多。我说，一会出来，给我接盆水。

　　我在沙发上坐下，点了根烟，又站起来，检查了一遍卧室和阳台的窗户，然后把卧室门关上。小周出来，端着水，水从盆边往外溢。他看见被绑着的杜兴友，眼神亮了，水也洒出一多半。他说，哥，这是啥意思？

　　我说，别说话，让他睡一会儿。他端着盆走到我身边，坐在沙发上，盆往后倾，洒他一身。我说，把盆放下啊。他放在桌上，水只剩下一半，忽然他跳起来，说，水没了。我说，你坐着吧，歇会儿。他又坐下，眼睛盯着杜兴友，盯了很久。然后他看向我，居然笑了，得逞和自豪的笑，说，我就知道，不是因为钱。

　　月亮在天上，没有移动，暗黄，天空是紫色的。我们坐了两个小时，凌晨一点，我拍了拍小周，说，差不多了。他坐直，说，我能做点什么？我说，不用，你听着就行了。我站起来，拿起盆，照着杜兴友的脑袋浇下去。他激了个激灵，身子挣了两下，睁开眼，大口喘气。我说，醒了？他看了眼四周，身体晃了两下，椅子受力，往后倒去。

　　我向小周示意，他把椅子扶起来，双手双脚把住两头。杜兴友又挣扎了两下，骂道，X，啥意思？我说，你觉得呢？他说，抢劫啊？你知道我是谁啊？X你姥姥。我说，嗯，醒了。

　　他说，亏我把你当大哥，你就这样对我？我说，找你快一个月了。他眼睛转了转，说，杠哥让你来的？我真没钱，我也想还，那娘们不上套。我点点头，找了把板凳，在他面前坐下。我说，02年，我儿子死了，他开出租车，被三个人打劫。其实是两个人，第三个人本来是替死鬼。杀我儿子的人叫梅博山，他已经死了。但是，虽然我儿子是他杀的，可杀我儿子，是眼镜指使的。

　　杜兴友愣住，小周张着嘴呆滞地看着我。我说，知道我为啥找你了？杜兴友说，哥，今晚上那些我都是吹牛逼，我说的那些都是骗人的……咋可能呢，奔着小孩去，我嘴贱，你别跟我一般见识。

　　我说，是，都是吹牛逼。他看了眼小周，急着说，就是啊。我说，但警察都没查出来的事儿，你是咋知道的？他说，哪个？我说，抢高利贷。他看我一眼，张了张嘴。我说，我叫李凡江，杀了俩人，其中一个还是警察，我要被抓住，百分百死刑，这你应该比我懂。他点点头。我说，我只想找眼镜，我听说，你还跟他拜过把子。他说，哥，我这人，十句话，九成假，你也能看出来。我点点头，但你确实认识他。

　　他低头想了想，说，01年的时候，我在济宁，他要，当时我大哥还在，是我给他送的证，就见了一面。我说，你大哥呢？他说，进去了，十二年。我点点头。他说，后来03年吧，他不知道从哪儿弄到的号，联系上我，说要，俩人的。当时我大哥已经进去了，我说我办不了，介绍了另一个人给他，之后成没成我不知道，就这些。我说，你咋知道他就是眼镜呢？他想了想，叹了口气。我说，不打两下说不出来？他说，梅博山，跟我大哥认识，还有王宏，以前他俩是搭子……我说，王宏？老鬼？他说，啊？是啊。我说，眼镜是小鬼？他咽了口吐沫，你不知道？

　　我眼前一阵晕眩，头又发胀，发痛，又感到恶心。我强撑着，往他肚子上锤了一拳，攥着他的领口，喊，你再说一遍？！他往后缩，贴到小周身上，别着头说，真的，真是小鬼。以前是梅博山跟王宏合伙干，后来梅博山撂了挑子，王宏又找了个小孩，就是这个眼镜，小鬼。又说，他也不戴眼镜，眼镜是假的，骗你们的。

　　我掏出手机，发现有嫂子的未接来电，凌晨十二点三十四，打了两个。我傻了，看状态栏，手机我没有静音，一直放在兜里，怎么会没听到呢？我看向小周，眼泪唰地掉下来。我说，我睡着了？他没听懂，看着我，仍然愕然。我回拨过去，往厕所走。回过头，又看小周呆在原地，像迷了路，我说，现在你知道了，你走吧。

　　电话能拨得出去，一直在响，但没人接。我继续打，一遍接着一遍。老鬼，小鬼。1999年，2002年。车马店，出租车。是报复吗？还是宿命？为什么呢？为什么会到这种地步呢？

　　我打了七个，没人接，挂了，拨号音还在我耳边响，一直持续，逐渐变大，仿佛全世界都被这个声音占据了。我听到外面有响动，哽咽声，鞋子摩擦地板以及椅子受力的挤压声。我跑出去，看到小周用绳子勒着杜兴友的脖子。杜兴友脸色深红，眼珠朝上翻，双脚腾空而起，身子剧烈颤动。我跑过去，撞开小周。杜兴友连同椅子跌在地上，没有声音，没有动作，脖子上有道血痕。我把他抬起来，解开绳子，两秒后，他发出一声长鸣般的喘息，随后大口喘起气来。

　　我倒在地上，盯着惊魂未定的小周，你想干什么？！他双手抖着，撑着地板起来，像个游魂，四处看，寻找着什么。我说，啊你！他没回应，一脸茫然。忽然，他往前趴，捡起地上的绳子，然后向杜兴友靠近。我抓住绳子另一头，往后猛地一拽，他没有力气，好似一股浪花，被我掀倒在地。我说，你要干什么？！

　　地上的杜兴友哭了出来，一边哭，一边咳嗽，嘴里说着什么话，我听不清。我往前，抓住小周的肩膀，说，你走吧，赶紧走，你喝醉了。他缓慢地移动眼珠，看着我说，我没醉，哥。我说，走吧，回家吧。他瞪大眼，说，把他杀了，咱一起走。我紧紧攥着绳子，说，你疯了？杜兴友双手掩在脸上，大哭不止。小周说，哥，咱一起走吧。

　　我躺在地上，看到窗外的天，变样了，湛蓝，月亮很大，很近，像要马上掉下来。手机扔在椅子脚边，屏幕还亮着，主屏幕里，显示今天是2006年11月3日。屋里回荡着哭声，我闭上眼，却感到宁静。

　　11月4日，我在阜阳站下车，转乘黑车前往临泉。建新街336号，底商，水晶宫，是嫂子给我邮寄东西时留的地址。主管是个瘦猴，三十来岁，下巴棱尖，驼背，脖子上有两根毛，长得跟朱元璋似的。我进店问，脾气挺爆，没说两句就让我滚，还从兜里抄出了把刀比划了两下。

　　下午六点多，饭点，一辆面包车停门口，几个穿白大褂的厨师往里端菜，都是大盆菜，馒头用泡沫箱装着。瘦猴走出来，拿着一张纸写写划划，应该在签单。我从侧面溜过去，踢了瘦猴一脚，把他拎进后车厢，然后掏出抢来，朝司机晃了晃。

　　瘦猴跟我想的没差，外厉内荏，司机兜了不到两圈，他就把话全说出来了。有这么个人，99号，一个月前来的，兼职，不知道叫啥，11月1号就没来过了。一个干啤酒生意的老板常点她，外号叫“马猴”。我听着有些乱，问他，来这儿干嘛？瘦猴说，做鸡啊。我往他脸上砸了两拳，他“嗷嗷”叫起来。我说，四十岁上下？高个？喜欢笑？是这个人？他挡着手说，是，哥，那叫微笑唇。我说，做鸡？我妈的。他说，哥，是嫂子不？她也是别的店介绍过来的，说是有个孩子，挺小，就她一人照顾，我看她可怜，就把她收了。

　　我在街边下车，面前有个巷子，刚走进去，一口血就吐了出来。头疼，疼得要命。嫂子说，她手里有点钱，开了家按摩店，在哪儿来着？当时说过，我没记，忘了。咋可能呢？她怎么能做这事儿呢，她说过，店来的人挺多，生意不错，攒了不少钱了，还给我寄了钱，让我花，不够再跟她说。从去年到现在，她寄给我的钱有五万块钱了，这钱哪儿来的？

　　我蹲在地上，干呕起来，血黏着胆汁溅在地上。1999年，车马店杀人案的那天晚上，我带着她和孙成山逃出来，她哭了一路，一路都在期盼着我们能说出两句缓解局势的话。我嫂子，陪在孙成山身边的嫂子，她怎么可能去做鸡呢？我又感到恶心，一切都太离奇了，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，怎么会变成现在这样呢？我得弄明白，弄不明白，连报仇都没有意义了。

　　我按着瘦猴给的地址找到一家公司。在一个厂区里面，一栋楼，外面搭了两个大车库，两辆半挂停在门口，公司抬头写着“运输”。我进门，一个女的出来接待我，问我有什么事儿。我说，你们这儿有没有一个叫马猴的。她说，谁？我扫了一圈，公司不大，像个洋楼，前头就是楼梯，两旁是办公室，玻璃门，玻璃窗，一个饮水机放在盆栽旁边，烧着。

　　她说，先生，您可能找错了。我说，找你们老板。她往上看了看，说，老板没在。我看她一眼，抬脚往上走，她拦，我把她推开。楼梯挺宽，台阶铺了地板砖，扶手都是木头的，光滑，没毛刺。上到二楼，几个办公室纵向分布，顶上挂着牌，人事、财务、业务……她没再拦，跟在我后面，边走边说，我们老板真不在，您要不留个电话吧。我进入总经理办公室，没人。办公室挺大，奢华，铺着地毯，电脑桌比床还长，酒柜里摆满了酒，窗户是落地的，通透，一览无遗，天气好了都能看到驻马店，跟电视里的总统酒店似的。她说，大哥，你再这样我要报警了。我问她，你们老板叫啥？她说，你要找我们老板，可以下次过来。我说，打听个人，姓王，王行运。她摇了摇头，没这个人。

　　桌上有几份文件，我拿起一份，摊开，翻到末尾，指着签字处的“王行运”问，这仨字儿，咋念的？她没说话。酒柜上着锁，我用桌上的砚台砸碎玻璃，拿出一条烟来，取开一包，点上一根，坐上沙发上抽。我咬着牙说，你们老板过得挺滋润啊。她说，大哥。我说，你报警前先给你老板打一个，看你老板同不同意。你告诉他，我他妈到他家了。

　　下午七点，我接到一个电话，女人的声音，没多说话，就说让我到一个小区门口见面。我问她，我咋能知道你没报警呢？其实这话不该问，问就露底，还是有怯意。她说，你只要敢来。

　　位置不远，打车到地方十五分钟，高档小区，门口设置减速带，两个杆，一个自动感应的，一个遥控的，车跟人来来进进，挺热闹。我打了个电话，刚通就被挂了，一个女人举着手机从小区里面出来，跟我面对面站着。我见过她，2003年，我在她家门口蹲了好几天，就因为她，两个人因为我死了。她比过去胖了，打扮得也挺富丽，戴着一个金项链，脖子很白，跟过去一点也不一样，仿佛换了一个人一样。我看了她好几秒，不知道为啥，有点想哭。我问她，我嫂子呢？苏鸣敏说，跟我走吧。

　　她转身往后走，我跟了两步，到拦车杆前停住。我说，我有枪。说完我在心里骂了自己一句，说这句话干什么？还是没底，到现在了，你还是没底。她转过头来，说，没别的意思，有些话，咱俩得聊聊。

　　我有些搞不明白状况，是我来找的他们，为什么都是她在主动，但我还是说，行。我跟着她，进了一个单元，上电梯，到三楼，共有两户。她走到3001，掏出一串钥匙，构造、长度和钥匙柄都十分相似。

　　她分出一支来，注意到我看着她，说了一句，家里人多，钥匙配多了。我点点头，但不知道她为什么要解释。她把钥匙锁孔，拧了两下，纹丝不动。她看了我一眼，拔出来，头往下低，躲着检查钥匙，分出另一把。她将新钥匙去时，我抓住她的头发，往门上磕了两下。

　　苏鸣敏倒了下去，微弱地哼唧着。我听到屋里传来脚步声，细碎，匆乱，不止一个。我呆了几秒，一股力量驱使我转过身，逃进电梯，颤抖着按下关门键。我倾听着过道里的动静，期盼着门不要被打开，我的思想被限制，只感到恐惧，一种凭空而来的恐惧，没有任何原因，就是恐惧，恐惧本身也是种恐惧。

　　电梯门关了，却静止不动，我意识到我没有按下层键，我锁定着“1”键，望眼欲穿，身子却无法动弹。这时，电梯动了，往上升，升到八楼，一个小男孩提着羽毛球拍进来，笑声朗朗，后面跟着一对夫妻。男人对我点了下头，问我，下吗？我点点头。他按下“1”键，女人很自然地挽上他的胳膊。小男孩翘起一条腿，蹬在电梯门上，被女人用手打落。女人大概是喊了男孩的名字，严厉地说，你再这样不领你出去了。小男孩撅起嘴，调皮地仰起头，倒着看我，冲我笑了一下。

　　电梯下到一楼，三人出去，我仍在电梯里站着。门又关了，一分钟内，不见上下。我摸向兜，摸到手枪，然后按下三楼。苏鸣敏仍在地上躺着，手捂着鼻子，闭着眼。我掏出手枪，慢慢凑近，拧开插在门锁上的钥匙。门应声而开，我冲进去，四处乱晃，却找不着目标。我冲进主卧、次卧、办公室、洗手间、厨房，柜子、床底、窗帘背后，连窗户外面我也搜索了一遍，但毫无发现，屋里没有一个人。

　　我把苏鸣敏拖进屋里，架在客厅的椅子上，她坐不住，上去，马上又滑下来，捂着鼻子，痛苦地睁不开眼。屋里没有吃的东西，厨房更是干净，冰箱里只有几瓶啤酒和矿泉水。我拿了瓶矿泉水，喝了一口，还大牌子呢，跟自来水差不多，这水在外面一瓶得卖四五块钱，也就一斤，赶我一包烟钱。客厅正当中有个大电视，造型挺奇特，扁的，又大又扁，跟个板子似的，这要在外面买，得小一万块钱。地毯铺了，像是羊毛的，穿鞋踩也挺柔，绕着客厅一圈，宽七八米，长五六米，肯定是量身定做的，不然不能这么匀称。

　　我想起97年，过年那会儿跟黄艳华逛街，她相中一件羊毛大衣，一百多，有点贵，她不舍得，但确实喜欢，后来她逼着自己勉强找出几个不合适的理由，最终没买。之后再过年，她总得絮叨一遍这事儿，质问自己，也质问我，喜欢咋不买呢，错过了，就成遗憾了。她肯定想不到，眼镜，不仅杀了我们的儿子，还把她的遗憾踩在了脚底下。是啊，就像嫂子说的，为什么他们能过这么好啊？该死的是他们，为什么偏偏都是我们在受罪呢？

　　苏鸣敏慢慢缓过来，扯了扯衣服，在椅子上坐下。我把枪别在腰上，撩开秋衣掩起来，其实就是故意漏一下，怕刚刚她没看见。她挺镇定，擦了擦鼻血，咳了一声，就盯着我看。我到她跟前坐下，窗边扑棱棱飞来一只鸟，站在栏杆上叫，我分了下神，也就一晃，看见电视柜上头放着几个碟片壳子。躺着摆的，看不清，正当中隐约能看见几行字，“刑侦大案全纪录”，尾标是个星星。我记得这家公司，叫金星，在郑州，就一层楼，四间屋，采访室和配音室全在一起，最里面的屋是制作室，当年公司老板给我介绍过，第一张碟子先从这儿刻出来，再到厂子生产，然后流通全国。

　　苏鸣敏一遍遍擦着鼻子，擦一遍，看一遍，其实血已经没了，可能是疼，鼻子大概断了。我说，他跑了，是吧？她说，两次了，你运气都不怎么好。我点点头。又问她，我嫂子呢？她撸开袖子，看了眼表，说，半小时，半小时我让你见到她。我点点头，又问，有话说？她笑了一下，反问我，你不应该问我吗？我说，是。我思考着该怎么问她，其实是有话的，这三年，积攒了太多问题了，但我感觉当下重要的不是问话，或者说，我不知道该从哪儿问，现在，我只想见到嫂子。

　　她说，咱俩见过。我研究了两秒这句线年吧。她说，我买菜，你跟着我，那时，我以为我要死了。我问，你早就知道我？她说，行运带我们回去，就是因为你。我说，为什么回去？她说，我不知道，可能是想杀了你。我说，他想杀我，就不会让我发现你。

　　我笑了笑，说，他是做局，你本该是替死鬼。她像在思考，好像从未想过这回事儿，后说，是，他不该心软，他不带我走，也就没现在。我点了根烟，说，来之前，有人帮我算了个命，说不管之前，现在，还是以后，我肯定能找着他。她笑了，抹了抹鼻子，又抬手看了一眼，两个手心揉在一起，擦了擦。我拉开茶几下的抽柜，空空荡荡，什么也没有。

　　她说，有个事儿一直想问你，那天，你抢完枪，杀完警察，为啥把我妈放了？我说，我只找他，你对他不重要，对我也不重要。又说，我没察，那是意外。她点点头，没再说话。

　　我看了眼钟表，时间才过去五分钟，太慢了。马上我又被提醒，我是主动的，为什么要按照她的规则走呢？我调整了下坐姿，继续问她，我嫂子呢？她说，你知道她叫啥吗？我往后回想，之前嫂子被判决的时候我看到过，忘了，也可能当时就没记。她说，姓张，张砚棋，砚，棋，名字真好听。

　　她说，她是好人，算是吧，挺有毅力。她出狱后，一直在找我们，一边卖，一边找。你知道她多大了？四十二岁了，我该喊她姐，我真佩服她。我大口喘着气，盯着她。前天晚上，她来找我了。她又擦了下鼻子，说，她知道我是苏鸣敏之后，哭了，我觉得她不是害怕，她是为你哭的，愧疚？还是遗憾？我说不清楚。我特别不喜欢人在最后才绕过弯来的那种感觉，太可怜了，自己被自己欺骗，比死还痛苦。我想帮她，她给你打电话，是我允许的。我以为她会告诉你我们在哪儿，但她一直在说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你，还有你的孩子。当时，我看着她，心想，我也要成为她这样的人，但不能是她这种结局。可你根本没有接电话。

　　我把烟攥断成两半，火星落在我的手上，烧到汗毛，荡出一股焦味。我说，她在哪儿？她看了眼表，站起来，往外走，说，走吧。我跟着她，出了门径直走过电梯间，到步梯口，往上走，走到四楼，她紧了紧衣服，看着我说，天是冷了哈。我们从四楼出去，走到4001，她伸手朝我要钥匙，我递给她，她分出一支来，去，旋转，门开了。她把钥匙放进兜里，让出身子来，说，你先进。

　　我推开门，还没进屋就闻到一股强烈的血腥味，从玄关到客厅，遍布着一地的血脚印。屋里凌乱，各种东西撒在地上，仿佛被龙卷风刮过，破旧，肮脏，血腥。我往里走，进门左右是卫生间，玻璃门碎了，半扇砸在地上，碎块踩着，“嘎吱嘎吱”响。一个男人趴在缺了一半的马桶旁边，身下的血已经干涸，手往前伸着。男人的头发晶莹剔透，像是油，又或水，传来臭味，忽远忽近。我看向苏鸣敏，她左手撑着右手，仍在抹擦鼻子。我往里走，空间真大，客厅足有五十平，吊灯大如车头，餐桌和沙发相隔四米有余，设立台阶，整个位置为圆形，下凹，包裹着比楼下更大的电视和沙发，更柔顺的地毯铺在上面，仿佛一汪泉水。

　　一间卧室敞着门，露出一双脚来。我凑近，没有穿鞋，牛仔裤，一半身子用被子盖着，是个女人。我走进去，惊颤地拉开被子，看到嫂子。她变得有些陌生，老了，瘦了，她躺在地上，半张脸贴在地毯上，一只手放在身下，像在假装睡觉，手在地下寻找着什么。我“嗡”了一下，有些错乱，感到不真实，觉得我看到的离我很远。我跪在地上，迷惑地看着她。

　　她的脸很黑，有斑，紫色的，黄色的，红色的，不像老年斑。她躺在一张地毯上，我没有看到血，应该是浸进了地毯里。她右脸颊上有个眼，胸前也有一个，这是枪伤，两发，奔着命打的。我不确定，这是嫂子吗？

　　我想起来，脚软，站了好几次才成功。我看着她，感到陌生，这就是个妇女，不是我嫂子，只是长得像，我心说。弄错了，肯定不是她，嫂子有手段，她现在应该在别的地方，开按摩店，圆滑又智慧地应付客人。 她长得漂亮，之前二十来岁的年轻人来车马店，多半都是为了看嫂子一眼，她也爱美，八几年都开始染黄头发了，光洗头膏都有一大堆，黄艳华很多衣服都是拾的嫂子的，她怎么可能留这一头烂糟的头发呢？ 肯定不是她，不可能，她跟我说了，开按摩店，给我寄钱，让我放心花，不够再跟她要，她怎么可能卖呢？ 怎么可能打扮得这么寒酸呢？

　　我望着地上的女人，越来越坚决，这是个惨女人，但肯定不是嫂子，嫂子不会沦落到这种地步。她的手跟嫂子也不一样，黄的，皮肤很皱，还有皲裂……戒指，她手上戴着一个戒指。我见过，黄金的，好像是个百合，1997年孙成山送给嫂子的，怎么会在她手上？那不是我嫂子的手，太老了，她四十二岁，四十二岁也会一样漂亮……我又跪下来，趴在地上，感到窒息。我把被子盖在嫂子身上，出去，苏鸣敏在餐桌前坐着。

　　我说，他去哪儿了？她摇摇头，我不知道。我掏出枪，指着她，我妈，他去哪儿了！她没有躲避，直直地看着我。我走到她面前，枪口抵在她的脑袋上，去哪儿了？！她说，我要是知道，你觉得我会留在这儿吗？

　　我抓住她的头发，又往桌子上磕了一下。她仰起头，一手挡着，一手捂着鼻子说，她想回家！她想回家，你嫂子，说她想回家。我再次抓住她的头发，她挡住我，忙说，你一个人运不出去，我要死了，这两条命都在你身上。我放下她，听明白了，说，我妈，你在这等着我，就是为了让我帮你收尸？她说，你也能杀了我，但加上我，有三条人命在你身上，你觉得你能跑得出去吗？不对……她挑衅地看着我，是五条命。

　　我砸了下桌子，把她拎起来，甩在地上。她捋了下头发，指着卧室里的嫂子，说，你嫂子在外面当鸡，临死前给你打电话，你不接，现在她……我冲过去，照她脸上甩了两巴掌。她昂起头来喊，打啊！打吧！你打死我！你不知道她叫啥，她叫张砚棋，她说她想回家，她想跟她丈夫埋在一起。

　　我揪着头，蹲下来，泪往下掉。苏鸣敏站起来，声音平静下来，说，我跟你，咱俩把她运出去，我有车。我说，你怎么会想到找我呢？她说，这是两个人，我不知道找谁。我说，你想过没有，就算我帮你，你到最后也会死。她说，我知道，时间够他们跑出去就行。我说，我不明白，你既然不想让我找到他们，你可以报警，自首，把我交出去。她哭了，泪涌出来。她说，那警察就知道他们是谁了。

　　我坐在地上，看见天的黯淡，几朵云傻乎乎地往西面飘。我说，你说了，他之前利用你，想让我杀了你，这样做值吗？她说，我之前在罗马浴宫上班，一个客人，把我接出去，关了我九个月。前三个月，我每天都在想一件事儿，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吗？第三个月，我生下了我儿子，那之后每一天，我都觉得前三个月我能活下来是最值的一件事儿。我说，傻X。

　　她说，孩子没罪。我唰地爬起来，快步走到她面前，指着她说，孩子无罪？我儿子有罪吗？他才十七，你丈夫杀我儿子的时候想过这句话吗？你的孩子是孩子，我的孩子就不是孩子？我嫂子有罪吗？她因为你们，丈夫死了，在监狱里蹲了四年，现在她被你们杀了，你告诉我她有罪吗？她哭着，声音越来越大，像发现自己被抛弃了的孩子。

　　我摇着脑袋，过去不同景象在我眼前一遍遍出现，父亲的注视，孙成山的承诺，李业顺的笑，马谦在车上的决绝……我在客厅里走，摇着脑袋，还有嫂子，她说她对不起我，对不起李业顺，她在外面卖淫，赚到钱了，邮寄给我，那是补偿，但我浑然不觉。她在最后关头还在想着跟我道歉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一遍又一遍。

　　她说她感到遗憾，对我，对每个人，对事情到现在的地步，所以她才想着放手一搏，没有回头。现在她会希望我回头吗？把她运回到高韦，埋在孙成山身边，是她希望的吗？不是，肯定不是，她想要报仇，这是她重新做人之后每天都在做的事儿。她被王行运杀了，我儿子也被王行运杀了，还有孙成山，两代人，三条命，她怎么可能会让我放手呢？她的遗愿应该是这个，她希望我做的事儿，而不是让我带她回家。

　　我收起手枪，最后看了嫂子一眼，往外走。苏鸣敏追出来，头发凌乱地粘在脸上，她问我，你干嘛去？我推开她，说，滚蛋。她扯住我胳膊，后退着，楼梯踩空，一骨碌摔了下去。我走下一楼，她踉跄着撵上我，拦住我，一脸惶恐。我说，高韦镇有两个警察办我儿子的案子，一个警察因为我死了，叫马谦，另一个警察是他的徒弟，做梦都想抓住我，叫赵前林。我从兜里掏出眼镜的画像，递给她，把线索举报电话背了一遍。

　　我说，这是赵前林的号码，我会给他打电话，告诉他我是谁，告诉他这里有枪杀案，我嫂子死在了这儿。她看看画像，又看看我，惊惶地摇了摇头。我说，他来了，会帮我把我嫂子送回去。你跑，或者留下，跟我没关系。还有，你不该把你的儿子交给王行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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