涌向澳洲当蓝领的年轻人后悔了吗？

　　在海岸边调酒或端菜，看金黄色的沙滩与碧蓝的海水相遇。穿越内陆浩瀚的沙漠，坐在工地的房子前陪伴远处的山丘。在农场里摘苹果、挤牛奶，看老猫打盹，孩子们赤脚跑过嫩绿的草地。快乐就像无尽的夏日，温暖而绵长。这种生活无疑让不少端坐在格子间、鼠标键盘不离手、腰椎和脖颈劳损的年轻人向往。

　　澳洲移民局数据显示，2023年共有约23936名中国大陆地区的居民移民至澳大利亚，此前每年大约有1.8万至2.3万中国人前往当地。

　　这背后似乎还暗含了一种“孔乙己脱下长衫”的反叛逆袭叙事——勇敢的人们出国适应新环境，依靠双手劳作挥洒汗水，攒下巨款，丰富新体验，最终改变了自己的人生。

　　社交媒体的华美帷幕背后，真实的生活并不如期望的那样展开：去澳洲当蓝领的中国人们时常忧心下一周的房租、突如其来的失业、劳作中的伤病。沙漠中心的偏远小镇什么也买不到，钱给够的矿区跟外界几乎断联。这些烦恼是具体的、真实的，他们每日与之共存。

　　真实的澳洲蓝领生活是什么样的？他们真的存到钱了吗？有人后悔这一决定吗？手握着方向盘，澳洲蓝领们的人生之车，最终要开向哪里？

　　“我边干活边想为什么来澳洲，没赚到钱不说，身体和精神都比上海上班累太多了”。

　　农场工作第一天，庄冬在葡萄棚里热得头晕眼花，36度烈日之下的半封闭空间就像一个倒置的锅炉，他觉得自己头上要冒烟了，举着大剪刀的手臂也逐渐脱力。手指被剪破了，外翻的皮肉透出红色的血丝，像被胀破的葡萄皮。

　　庄冬工作的农场，位于澳洲东南部。入职当天，工头到镇上接他，先带着庄冬在超市里提前买好一周的吃食，然后驱车半个多小时回到工地。庄冬看着车窗外，从零星的民居变为人烟稀少的荒漠，“居然这么偏”，他暗自感叹。

　　庄冬一天的工作开始于清晨五点半，他首先来到农场里的包装区，把前一天剪好的葡萄推出来，一箱一箱叠放到木架上。一箱葡萄9公斤，一层木板放七十多箱，统共要叠七八层。叠到高层时，工人们的双手都要抬着箱子举过头顶，起落之间尤为吃力。

　　葡萄农场实行计件制收费，剪多少赚多少。从早上7点到下午4点，工人们要把葡萄串剪下来，再把瑕疵品挑掉，装到箱子里。

　　第一周庄冬只干了3天，就躺在床上累得动不了，但才赚到200多刀（折合900多元人民币），让他焦虑又迷茫。

　　庄冬向农场里剪得最快的马来西亚老手们请教，学习他们的经验和技巧。他发现提升速度的秘诀在于“不能太有良心”，不要刻意花时间挑拣质量，把不好的果串藏在下面，表面看上去没问题就可以。

　　庄冬的收入逐渐稳步提升，从第五周开始工资就没有低于过1000刀。他成为农场里剪葡萄最快的一批人，但每天早上起床双手依然会钻心地疼。农场里的氛围很卷，每个人每周都会做满6、7天。剪葡萄之外，庄冬几乎没有个人生活。

　　在西澳农村打工的黄嘻嘻过得比庄东更卷，她将首站选在了偏远农村。为了攒钱，她选择全天无休地工作。

　　工作日早上5点钟，她起来做酒店清洁，打扫客人退掉的房间。黄嘻嘻拉着两个半米宽的推车，一个装床单被罩，一个装抹布拖把消毒剂。换床单、刷马桶，清扫地板，一小时35刀。

　　下午3点下班后，她开着车赶到加油站当收银员，时薪28刀。黄嘻嘻经常上夜班到10点，因为晚上的薪资更高，有37刀。

　　一开始她最害怕的是走出去倒垃圾，会先把卷帘门拉开一个小缝，然后趴在地上从门缝看外面有没有人。确定没人之后，才迅速拉开门跑出去。尽管如此，有一次黄嘻嘻还是碰上了一个黑人土著，缠着她要钱，她吓得接连后退拒绝。最后，一个路过的好心人看不过去，帮她把土著赶走了。

　　周六，黄嘻嘻会去披萨店做披萨，再开着车提着满满两袋披萨送外卖。有一次，她碰上了一个当技术工人的大爷刚下班，对方的身上也脏兮兮的，但出手很大方，给了她50刀的小费——“可能他觉得我更可怜吧”。

　　周日，黄嘻嘻清晨4点钟起床去给3岁多的小女孩当保姆。她看着女孩睡觉，陪她看小猪佩奇，带她散步，跟她做简单沟通。刚开始早起对黄嘻嘻而言格外痛苦，她每晚统共睡不满6小时，好几次起床站起来后险些晕倒，感到胸闷，呼吸很重。

　　还有一次，黄嘻嘻因为过度劳累，在开车时睡着了。车子在空中翻了两圈后落地，她被压在车里，瞬间惊醒。最后是路人把车窗砸碎，将黄嘻嘻救了出来。

　　在来到澳洲之前，蓝领们都以为自己驶向了松弛感遍地的旷野，但与体力劳动的磨合过程却把他们推向意想不到的境地。

　　这是一种与办公室工作截然不同的累，无法靠冰美式提神来解决，也不能用下班后的一场音乐会或电影“换换脑子”。疲惫感渗进身体的每一寸缝隙，打消人的全部兴致，让他们下班后只想躺倒在出租屋的床上，祈祷明早的闹钟晚一点响起。

　　二、攒的钱没有想象多，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失业的人却挤满社区‍‍‍

　　成都姑娘陈莉刚到新西兰时，投了几十份简历，但没有收到一封回复。房东是一个亲切友善的东北人，把她介绍到自己工作的海鲜厂里。

　　早上6点钟开始上班，人站在传送带前，拿着小刀持续不断地开青口。陈莉的手、脚和腰都疼得厉害，厂房的空气中混合着海水的咸腥味和煮熟青口的腥臭味，她不喜欢这种刺鼻的气味，闻着就想吐。4天之后，陈莉辞职了。

　　房东又帮她联系了一个苹果包装厂，但不太稳定，每天由中介发信息通知第二天能不能上班。苹果季6月初就结束了，陈莉只好回到海鲜厂，一直干到了12月。

　　澳洲的冬季也是求职的寒冬：农场没有水果，蔬菜也变少，很多岗位不再有需求。当时陈莉附近住满移民，身边有十多个邻居整个冬天都没有工作，只好用以前的积蓄维持生活。

　　她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的工作内容，收到几十个私信请她帮忙内推。但陈莉入职后，海鲜厂也很快招满人了。

　　陈莉是跟在上海认识的一个朋友结伴出国的，对方很快就回国了。陈莉说：“她以前在深圳工作，赚得比在澳洲当蓝领要多。”

　　如果“搞钱”不再成为澳洲打零工的优势，甚至还有失业的风险，澳洲蓝领的热度还能够维持多久？

　　来到澳洲一年多的大熊不推荐有职业规划的国人来澳洲做体力工作，因为薪资和稳定度都不确定。出国前他在老家开古着店，线上线下的生意都极其惨淡。于是他跟随留学的女友来到澳洲，“这里的时薪是够的，在哪里打工都是打工”。

　　等到大熊飞机落地投递简历，才意识到当地是雇主市场。悉尼等大城市工作机会有限，小城市的工作也要花心思才能找到。

　　大熊在求职的时候写过cover letter（求职信），根据招聘广告上的职位要求具体地阐述自己的工作经验，要写得情真意切打动人，让HR或经理读完后感受到“我就是你想要的员工”。他还专程跑到店里投递简历，跟经理们自我介绍攀谈混个脸熟，结果证明这些“小心机”都奏效了。

　　他日常做3份工作，巅峰时期是4份。8:30起床去亚超上班，上到下午1点或者3点下班后，再去墨西哥连锁饭店打工，一直到凌晨12:30结束，坐半小时的车回家，周末还要去加油站做收银员。

　　多份工作并行的策略，不仅源于想攒钱，也在于工作本身是不稳定的。“很多临时工岗可能会被随时fire掉，想请病假也没办法带薪”。

　　在澳洲，矿区工作的时薪能达到42刀，几乎是大量蓝领时薪的两倍。但每天需要工作12个小时，1周7天不休息，上两周休一周。那一周人会累得根本不想动，吃完饭就想闷头大睡，压根没时间恋爱交朋友。

　　大熊的一个朋友在偏远矿区做后厨，包吃包住，两周就攒下了5200刀。“可但凡你有伴侣、家人或者社交需求，那个地方就待不住”。

　　跟国内职场的同事一样，工友也是澳洲蓝领工作中密不可分的部分。澳洲蓝领职场的人员构成很广泛，不同肤色和语言的人们在同一屋檐下努力工作，感受着差异背后相似的劳累、快乐或焦虑。

　　陈莉所在的海鲜厂有很多中国台湾人、泰国人和菲律宾人。菲律宾人工作认真且卷，开青口最厉害的都是他们。这群人也比较听组长的话，不太摸鱼，很敬业。

　　庄冬也发现，农场里来自东南亚地区的人特别多。他的身边都是马来西亚人，他们基本上都是通过黑签（非法获得出入证许可）来到澳洲的。这群人也是剪葡萄最快的能手，很能吃苦，即使在午休也会花几分钟快速吞下蛋白质棒补充体力，然后接着干活，所以工头岗位都被他们承包了。

　　但在大熊眼中，大型连锁超市里印度同事才是最卷的——他们不仅爱赚钱，还想方设法谋求升职。有一个印度小哥想把白人领班取而代之，向经理举报对方职场歧视，并且身体力行地卷起了所有人的工作量。下午3至6点卸货期间，本来大家都是慢慢卸。这位小哥却卸货很快，嗖嗖嗖地往身边的工友手上递，给集体的压迫感很大。

　　但这位小哥还是失败了，大老板没有答应他的请求。因为澳洲蓝领们都默认，一旦印度人成为职场的领导，很快他带领的团队都会被“大洗牌”成全员本国人，这也是他们团结的体现。这场“篡位之争”，最终由印度小哥辞职告终。

　　陈莉在苹果包装厂的时候，就遇到过一位印度组长，他总是板着个脸凶人，所有人都不喜欢他。他还特别喜欢给新来的人下马威，所有新员工都被他嫌弃过速度慢。

　　“其实领导和老板在哪里都一样，付了钱就不会那么体谅你。”陈莉以前以为澳洲蓝领职场特别有人文关怀，但其实哪里都一样。

　　大熊在墨西哥连锁餐厅时遇到过一位严苛的南美领班。按理说，早班都会有10分钟吃早饭，但当他早上5点多赶到店里后，却被要求要马上去炸墨西哥卷。大熊不断跟对方表示自己很饿，甚至已经有些头晕。但这位南美经理则念经一般地在他跟前强调“集体荣誉感”，“你有没有想过大家是轮流休息的，比你早的人还没有休息，你不能休息。”

　　相比之下，他觉得时薪最高的加油站反而工作氛围更好，那里的白人多，职场公平上会更有保障，因为强度太大的工作白人干不下去。实在不行，也要优先找经理是白人的工作，如果“领头羊”是亚洲人或者南美人，多半会让整体的工作环境越来越卷。

　　大熊觉得，在蓝领职场，社交是很重要的。外国人打工一般都按临时工和兼职算，临时工的时薪最高。如果蓝领跟经理的关系好，对方愿意帮忙“临时工”的身份算钱，每个月能多赚不少。他在Coles（澳洲大型超市）跟经理很熟，对方愿意给大熊多排班。

　　澳洲是熟人社会，工作机会比它实际发布出来要多。如果有熟人，对方会愿意在发布招聘广告之前跟你联系，就有机会捷足先登。

　　黄嘻嘻反而觉得人际关系不是职场的必需品，蓝领工作的本质是出卖技术和力气。这意味着她需要付出更多。

　　黄嘻嘻在工地上做过小工，负责瓷砖美缝。新建的房子就像一个巨大的蒸笼，体感温度超过40度。她提着两个水桶，边清洗瓷砖、涂抹颜料，边给水桶换水，从早上7点半干到下午4点。有的时候瓷砖铺得很高，她得爬上高高的梯子，直面太阳的暴晒。

　　黄嘻嘻没跟工友和经理说过几句话，只是埋头把瓷砖美缝做好，好多次老板审视她的工作成果，都给她加了工资，因为“干得特别好”。

　　不可否认，在澳洲蓝领的工作中，有人在旷野里把握住了方向，寻找到自己新的轨道。

　　庄冬跟父母说要去澳洲当蓝领时，遭到了强烈反对，二老甚至想藏起庄冬的身份证和户口本。

　　庄冬的老家在贵州，大学换了一个城市，毕业之后又来到上海做新媒体运营。他不喜欢在一个地方待太久，把生命当做体验。

　　后来他和家人达成和解，来到澳洲，在3个月后实现了自己的第一个小目标——在这个偏远的小镇上拥有了一辆属于自己的车。每次启动引擎，尘土飞扬，好像不只是汽车，而是他的灵魂开始在无垠的道路上轰鸣。

　　黄嘻嘻从西澳农村来到珀斯后，偶然在社媒上看到精神疾病人员护工招募的信息，这像一把钩子把她的心和兴趣抓住了，她在网上检索出相关岗位的更多招聘，一一向它们投递出自己的简历。

　　在澳洲，许多蓝领岗位需要持证上岗，因此蓝领培训班在当地极为常见。为此，黄嘻嘻专门报名了当地的残疾人陪护班，交了2000多刀的学费，每周抽出一两天的时间去学校上课，坚持了两个多月。这在大多数想要“搞钱”的澳洲蓝领眼中是不可思议的选择。

　　她的陪护工作以一对一的形式展开，客人们分别患有抑郁症、精神分裂或者四肢残疾。黄嘻嘻开着车带他们上医院，陪着聊天、谈心、逛街。她上班的时间是机动的，一周工作20多个小时。最长的一次，黄嘻嘻在一间三室二厅的公寓里陪护一位老年痴呆的奶奶睡觉。奶奶独自睡在一个房间，黄嘻嘻睡在隔壁，她需要时刻留意旁边的动向，也要注意听房间里的警报，保护老人的安全。

　　精神疾病患者的情绪就像过山车，时而在云端翱翔时而又跌入深渊。黄嘻嘻陪护的一位抑郁症奶奶经常想要自杀，总是崩溃大哭。黄嘻嘻一直抱着颤抖的她，让她把自己的情绪都倾诉出来，然后陪她去买烟。“每个人都有很惨的经历，但睡一觉就可能没事了”。

　　患者们发作或哭泣的时候，黄嘻嘻也会跟着难受。情绪的阴霾像一个巨大的钟形罩把人困住，黄嘻嘻则努力地把它敲开一条裂缝，鼓励患者们把心事都说出来，“真切地感受到自己能帮到人”，每位她陪护的患者都喜欢她、要她，病情也控制得更为稳定。

　　有一次，她推着痴呆的奶奶到草坪上看日落和远处的船。奶奶穿着粉红色的花衬衫，高高兴兴地坐着，温顺地听着黄嘻嘻讲话。夕阳如同熔金般倾泻在海面上，太阳缓缓沉入地平线，天边的云朵像是被晚霞点燃，色彩斑斓而深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