回忆从前吃水果的经历

　　

　　现在市场上水果品种越来越多，水果店可以看到天南海北、世界各地的水果。小众冷门的一些水果，从前听都没听说过，但是现在可以在直播间网上买到。每次吃到新奇的水果时，我常常会想起从前的一些经历。

　　记得我15岁时，我舅舅从兰州探亲回家乡，来我家看望我妈妈及我们一群外甥时，带上了几个兰州产的苹果，因当时经济条件太差，舅舅带回的苹果并不多，带来我家的苹果够我们姐弟每人一个，虽然这苹果已经不太新鲜毕竟是从千里之外带回的，但都还没坏，吃起来感觉沙沙的，一点不脆，我们还是感到稀奇得很，因为从未品尝过苹果真正的味道。

　　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吃到苹果，也是我第一次见到苹果。这第一次的苹果味，虽已过去了56年，但仍记忆犹新。

　　上世纪60年代初，我家有一张儿童彩画贴在墙上，一群男男女女的少年儿童，围着伟大领袖毛主席，毛主席穿着白衬衫，戴着红领巾，在小朋友中间，手牵着小朋友，几个小朋友笑容灿烂，手上抓着苹果，脚上穿着袜子与凉鞋，身穿漂亮的吊带短裤和短袖衫。这一组图中最吸引眼球的，是画中小朋友手中的苹果，我们小孩看的是又眼馋、又羡慕：这一群少年儿童，是多么的开心快乐。

　　另外，我家里有几只汤碗，汤碗的外边印有苹果图案，这是我最早接触到的苹果印象。

　　在我小时候，只有到了夏天，自留地上栽种的是菜瓜、水瓜、脆瓜、香瓜等，因为可做小菜下粥，也可以当闲食，有限的几分自留地，只能最合理地种植菜蔬。

　　这些瓜既可生吃，也可做菜。只有在这夏天的季节，我们才能有这些瓜果解解馋。

　　我十六七岁时，洪家大队经常在下午召集全体社员，到我们大队唱样板戏的大会堂开大会，传达文件精神，生产队的农事再忙，先要抓革命，再促生产。

　　夏天有瓜果的季节，种植香瓜的人家，就会担上两篮子，在大会堂门口售卖，虽然全大队有近千余名社员在开会，但身上能掏出一两毛钱的寥寥无几，偶尔有几个社员去买香瓜，一个瓜大约一至两毛钱，香瓜一毛钱一斤，瓜有大有小，随手买，随手瓜皮刨好，随手吃。每当看到人家在吃香瓜时，我眼馋得很，可以说垂涎三尺。中午吃的是南瓜大麦粥，这会肚子也早已饿了，双眼盯着人家买瓜，当人家把香瓜一口口地咬进嘴巴时，这时我的口水直往下流

　　上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，这几年的夏天中，大会堂曾开过很多次会，每年在大会堂门口看到卖瓜的时，无论我心里有多么的想吃，可我身上从来没有过一毛钱，也从未买过一个瓜，所以虽然很想尝尝香瓜的味道，但没有口福，只有眼福！

　　那几年，我们每年还能吃上一次新鲜桃子解馋，因我们大队有一个林业站，林站有几十亩旱作物，大部分是桑树田，上世纪70年代的桑蚕很发达。

　　林业站为改善各生产队社员的福利，就栽植了十几亩桃树，初夏桃子成熟时，每个生产队轮流去林站担桃子，根据每个生产队劳力多少，称斤摊派数量。我们生产队每年去挑桃子，任务基本是落在我肩上，因是看中了我这位中规中矩的小青年，在路上是不会多吃多占的，每次能足斤足两挑回生产队。桃子约300斤，我与常年在林站工作的我堂兄赵定元一起挑。他的为人与品德与我一样，都是老实人。我俩各挑两箩筐，150斤重，这么重的担子在路上仅仅小憩一次。林站与我们村隔着三里地，休息时我与堂兄俩各人只吃了一个桃子，当时如敞开肚子吃，我们一人可吃七八个以上。此时此刻，宛如“老鼠跳进白米囤”每人吃上三五个很正常，生产队也决不会怪罪。

　　300斤桃子，挑回生产队，重新核重量时，秤砣也不会低一点两个小桃子不足以减少斤量。

　　我们村的每个劳力分到三斤，我们家有我妈妈、姐姐和我三个劳力，共分到九斤，每斤约有六至八个，几十个桃子，一家连弟弟妹妹共五人，“细水长流”地吃了几天，尝尝鲜，解解馋。我妈妈为了让我们多吃一点，每年分回的桃子，尽量不吃，仅仅只吃一个很小很小的尝个鲜家里平时有好吃的东西，母亲总是尽量不沾，很少品尝，现在每每想起母亲的行为，节衣缩食为儿为女，心里就有难以释怀的牵挂与酸痛

　　那时的桃子品种，没有科技含量和嫁接技术，与现在比较，就如是野桃子，但在五十多年前，在我们眼里这桃子是宝贝稀罕物！

　　时光荏苒，今非昔比，水果店琳琅满目，从前很难吃上水果瓜果的历史，已经成了远去的记忆。